外资银行大举撤资值得深思

据媒体披露，10月17日，西班牙对外银行减持中信银行股份5.1%，股份比例已下降至9.9%；9月份美国银行宣布出售104亿元建设银行股票，持有建行比例由5%下降至1%；5月高盛集团出售了15.8亿股工商银行H股，清空了工商银行所有持股。在此之前的2009年，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也出售了部分中国银行股份。

前几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着力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近两年却纷纷减持、清空中资银行的股票，形成了减持风潮。从表面上看，外资银行撤资出于套利、或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提高资本充足率客观形势所逼；但只要对当前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进行认真反思，就会发现外资银行撤资应该具有其深层原因：

一、公司治理结构未能真正建立、完善、实施

国有商业银行，现行公司治理结构离真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相去甚远，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其董事长不是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股东大会的权力和作用名存实亡，银行经营决策的实权，实际上操纵在政府委派的少数几个人手里，基本上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未能按市场的具体情况来经营管理银行。

而外资银行20%的持股上限，不仅不具备话语权，所起作用也十分有限，无法影响中资银行经营决策，更无法改变中资银行之前所固有的经营、管理理念，这就让外资银行不再留恋国有大行。

为此，要吸引外资银行，必须进一步深化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改革，政府需逐步地、有策略地收回伸向干扰银行经营管理的“有形之手”，把公司治理大权逐步交归于国有商业银行自身，让其构建完善的现代商业银行运作体系，实行合乎全球化战略的经营管理。

二、政企不分的体制对银行经营形成掣肘

当前国有商业银行，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商业化企业，从上至下，内部依然有一套完整的党政体系；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掌门人的董事长，就是中组部任命的副部级以上的政府官员，这就使得国有大型银行被打上了浓厚的“行政烙印”。

这种“行政烙印”，使得董事长一面要对中央政府负责，一面又要对银行股东负责。由于第一大股东就是国资委，这两者之间不见得会产生很大的根本性的矛盾。但董事长和高管团队也是肉身凡胎，往往“分身乏术”，使董事长和高管层不免把不少精力用于平衡政府和银行间的各种关系上去了，不易专心致力于银行的经营管理决策。有时，甚至无法摆脱来自政府的各种行政干预，做出有违商业个体、有违本银行经营原则的决策，严重掣肘了各自银行的发展。

不如，2008~2009年间的四万亿投资“大跃进”中，不少银行为执行政府意图，“身不由己”地投放了大量贷款，用于之前产能就已过剩的项目(此处尚且不论环保效应等)，以及各地的地方融资平台，现在业界耳熟能详的风险的隐患就此埋下。

为此，要吸引外资银行，必须保持足够的银行经营活力，需及时改变目前政企不分的经营管理体制，优化银行法人任命制，不妨让银行根据自身需要，由选举产生；让银行与普通企业一样，与政府只是纳税者和征税者的关系。

银行粗放经营模式未能根本改变

国有商业银行经现代股份制改革，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后，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建立。客观地说，在战术细节上变化不小，经营决策的效率上、科学性上也有所提高，防范经营风险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就其经营本质，依然未能完全跳出粗放经营的窠臼：

经营上，仍然走的是大举扩张信贷规模、获取存贷利差的老路，信贷投放上“重大轻小”，经营同质化现象突出，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国家的产业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产能过剩项目；金融服务和产品同质化竞争泛滥，中间业务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甚至为“做大做强”，以“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等名义逃避监管等等。

为此，要吸引外资银行，必须使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保持理性、形成精细化管理，提高各银行经营上的自我约束意识、切实接受监管，走严格风控，实现良性、可持续性发展之路；使国有银行多一些商业属性，让其成为真正的国有商业大型银行。

中国经济发展增速趋缓、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也令外资银行担忧

如今，世界经济疲软不举，中国经济也正处于调结构、求转型的攻坚阶段，官方GDP统计数字也从过去的两位数降到了现在的个位数，而且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随着经济增速下降，出现的大批企业经济效益下滑，银行不良贷款呈上升趋势，都有可能影响外资银行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率。

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脚步的日益临近，足以对银行业产生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多，银行依靠传统模式的获利额或会降低不少，亦将影响外资银行的投资收益。

为此，要吸引外资银行，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调结构、促增长”的政策，逐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以尽快让经济复苏；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尽可能地减少利率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新风险给银行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