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明
今年上半年不高的经济增速加上良好的就业状态，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换挡，进入到中速或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过去30余年年均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有力地带动了我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高速成长。尤其是五大银行股改上市以来，在经济年均超过10%的增速推动下，商业银行发展迅速。过去两年经济增速显著回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成长空间明显缩小，与此同时，不良贷款逐步攀升。在宏观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商业银行的经营也必然是粗放式的。如今，经济已经换挡，进入到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中速或中高速的“新常态”阶段，商业银行应适应新形势，积极转型，进入精耕细作阶段。
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换挡进入“新常态”阶段
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但是本次放缓不同以往，尽管增速回落，但是就业状况良好，非但没有出现大量失业，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和招工难，所以，不能定性为经济周期中的下行。1979年到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速接近10%，其中2002年到2012年年均增速更是达到10.5%。然而，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两年增幅为7.7%，今年第一、第二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7.4%、7.5%，上半年同比增长7.4%，比过去两年又有所回落，目前看全年增幅不大可能超过7.5%。相比此前高速增长阶段，增幅回落了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就业状况良好，并未因为GDP增速放缓而出现大量失业。2012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2013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310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低于上年末的4.09%。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700万人，就业市场相对紧张。当前的经济增速回落与2009年年初的回落并不相同，当时的GDP增速回落是伴随着城镇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大量农民工返乡，属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和衰退。
其实，很多后发国家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速换挡现象。日本在战后迎来高速增长阶段，第一次增速换档大约在1973年前后，第二次换挡在1991年前后。在1950年至197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到了1973年至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年至2012年期间更是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
韩国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97年前后，在1961年至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之后显著回落，1997年至2012年期间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经济增速从高速换挡到中速大约在1995年前后，1952年至1994年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至2013年年均增长4.15%，增速回落一半多。
经济增速换挡源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经济高速增长期往往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步于工业化。随着工业化推进和工业加速增长，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后发国家工业化阶段之所以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业化阶段，由于大量利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二是人口红利，工业化初期大量劳动人口排队进入就业，初期劳动力成本几乎不变，所以能够促进工业化快速推进。然而，当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后，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没有工业快，又加之人口红利基本消失，所以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回落，并且往往是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回落，像是下台阶一样，短时间内切换到中速或中高速发展阶段。
我国产业结构上出现的变化以及人口红利的基本消失也支持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判断。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超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3.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为46.1%。今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46.6%，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比第二产业增长速度高0.6个百分点。从趋势上看，第三产业占比会继续提高。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尤其是农民工工资上涨显著，就业市场相对紧张，存在一定程度的用工荒和招工难，且自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两年净减少，我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或已基本消失。
其实，也正是基于对经济增速换挡期和“新常态”的判断，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面对经济增速下滑，没有像过去那样在短时间内推出大量强刺激措施，而是保持了定力，坚持走转方式、调结构的改革之路。
增速换挡要求商业银行进入精耕细作时代
常言道，顺势而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也应该是顺势而为。国内外的实践也表明，商业银行也只有顺势才会“有为”。当前的大势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增速已经换挡进入到了中高速的“新常态”阶段。如果商业银行不能够认识到我国经济增速已经换挡的现实，还以为当前的经济只是遇到了一时的困难，还期盼或幻想经济能够恢复到8%甚至10%以上的增速，不是适应新形势积极谋求转型，而是坐等难关过去好日子再来，这必将坐失转型时机，被时代甩在背后。
经济增速换挡将严重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长期以来，我国大中型银行在信贷投放上偏向于第二产业中的大中型企业，即所谓的“垒大户”。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对前景过度乐观导致的过度投资并由此产生的第二产业过剩产能，已经根本无法被经济所吸收。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必然存在去产能化过剩的问题，部分企业将会破产或被并购，原有借款企业的还款能力必然下降，银行不良贷款亦将难以避免地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已经对此有所反映。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一反此前双降的走势，开始逐步增加。单从余额来看，到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2011年三季度末已经增加了2383亿元，如果扣除核销部分，新增加的不良贷款要高出不少。事实上，很多银行因为出于对未来经济的乐观或其他缘故，并未能真实反映资产质量的现状，不良贷款存在人为的低估。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换挡愈加明朗，商业银行的转型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早在几年前，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就纷纷提出转型，而在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很多银行并没有转型的内在压力。随着宏观经济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商业银行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进入到精耕细作的时代，具体来看，应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针对大型优质客户应该从主要提供贷款转向提供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揽子金融服务。大型优质客户的金融脱媒一方面来自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所导致的直接融资增加，另一方面也来自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利润下滑，从而会更加注重财务成本的节约。
二是应更加注重在服务业上的投入。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其比重仍将继续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显著区别于第二产业的特点就是，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且具有轻资产的特征。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的贷款品种主要针对制造业大中企业开发，这些贷款并不适合中小企业，尤其是不适合服务业中的中小微企业。
三是应该更加重视消费信贷业务。随着增速换挡，经济发展的动力必然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转向主要依靠消费驱动，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投资地位的下降，企业信贷需求必然相对降低。我国消费信贷仍然不足，而相对于未来的消费趋势，消费信贷发展的空间无疑是巨大的。开发适应消费者需要的零售型的消费信贷对于当前各大银行来说无疑是更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