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下一步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正如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所揭示的那样，如果不与时俱进地改进宏观金融管理方式，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也可能成为绕开宏观调控，逃避金融监管，进而造成金融和经济不稳定的工具。因此，如果我们肯定影子银行体系在金融创新中的积极主导作用，那么同时也要肯定对其加强监管、推动监管创新是必要的。
再以国内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例。自2007年以来，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信贷类理财产品已经成为银行将信贷资产移出表外的重要通道。2009年末以来，随着宏观调控的加强，银信合作被勒令近乎停止，但商业银行又通过组合类理财产品来逃避监管。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产品中心估计，在2010年全年，“躲藏”在组合类和信贷类理财产品里的信贷资产可达3万亿元到5万亿元的规模。2011年1～4月，这两类理财产品中的信贷资产更是达到2万亿元到4万亿元之间，而1～4月的银行贷款净增量也就2万亿元左右。显然，这有悖当前宏观调控的方向。
对于蓬勃发展、创新频繁的影子银行体系，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当然不该采用“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股脑儿都倒掉”的简单做法，而要适应其发展，改进措施和方法，建立新的宏观金融管理体系。我们认为，必须从如下6个方面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第一，致力于提高信息透明度，建立统一、及时、完整的信息收集和处理系统。影子银行体系的特点在于“不透明”，因此，对其进行管理的前提，自然是获取充分、及时的信息。此次危机的爆发，充分反映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庞大的影子银行缺乏及时的跟踪监管（我国的宏观金融管理部门对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私募基金等，也缺乏统一、及时和完整的信息）。由此可见，美国《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对影子银行监管强调的首要目标，就是全面提高信息透明度。对此，我们当然应该借鉴。
第二，货币政策迫切需要从对数量型的政策工具（准备金率、信贷管理、央行票据等）的依赖上，全面转向主要依靠价格型政策（利率和汇率政策）。可以看到，传统的数量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银行的负债（存款）和银行的资产（信贷），而影子银行业的发展恰恰是绕开了这些政策手段。然而，无论影子银行的形式如何，作为信用之价格的利率都将对其产生影响，所以，调控利率应该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便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既然如此，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加强对影子银行体系监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第三，采取微观审慎政策应该全面转向宏观审慎政策。后者的核心是监控所有当事人表内外资产/负债并表后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关注并表后的杠杆率。当然，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仍然以获得及时、统一、真实、完整的信息为前提。
第四，鼓励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以弥补政府监管的欠缺。影子银行有别于传统银行的特点不仅在于它的“隐秘”，还在于它的“变化多端”。这使得监管部门面临一个窘境：要么花费巨大的监管成本去疲于应付不断的金融创新，要么简单粗暴地禁止。从近年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关监管部门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及其力不从心。这种状况，不仅反映出我们对影子银行体系作为金融创新之源泉的特点缺乏认识，而且反映出我们对“监管”的错误认识。事实上，监管可以来自政府部门，也可以来自市场。例如，独立的第三方分析和评价机构（类似债券市场中的信用评级机构，便可发挥消除信息不对称、从而弥补政府监管欠缺的重要作用。
第五，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影子银行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动力就是金融消费者对财富管理服务的迫切需求。然而，影子银行“隐秘”和“变化多端”的特性，往往导致提供服务的银行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损害金融消费者的利益。2008年，我国的银行理财产品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和美国发生的“迷你债”风波等，都是这方面的实例。《2010年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将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列为重点，恰恰反映出美国金融管理部门在危机过后的深刻反思。
第六，鉴于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银、证、保分界线，并再次模糊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界线，为了加强对其监管，改变当前分业管理的架构，推动“一行三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举。
(本文来源：《IMI研究动态》2015年第38期总第131期，经IMI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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