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眼
信用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需要警钟长鸣的话题。在互联网时代，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加，旧的风险管理架构是否担得起防控新型风险的重任，存在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有效地防堵各类风险，有必要进行研究探索。
——亚夫
■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以及实体经济经营困难向金融领域传导，当前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正面临新一轮劣变压力，基本符合银行资产质量顺周期演变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架构被动适应信用风险上升，较难及时预警并有效控制信用风险的弊端暴露无遗。
■事实上，随着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有效应用与广泛推广，信用风险并非无法总量控制、有效监测与及时预警。关键是要逐步建立以大数据分析逐步替代个人判断的新型信用风险管理架构，围绕大数据分析对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架构进行重组与再造，以此提高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而平抑信贷资产质量周期波动。
项银涛
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面临新一轮压力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已经连续16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1.59%，已经连续9个季度上升。关注类贷款余额28130亿元，同比增长53.2%，仅低于不良贷款余额增速1.5个百分点，反映出关注类贷款与不良贷款同步变化的运行态势，表明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劣变趋势尚未真正缓解。但也应该看到，本轮银行信贷质量劣变态势，与2003年国家启动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前上一轮不良贷款持续上升形势明显不同，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总体仍控制在较低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在国有银行由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的产权不清，以及政策性与盈利性的身份认同混乱，导致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效率普遍低下。1989年到1998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信贷资产余额增长了11倍，但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6%，管理费用增长了8.9倍。
与此同时，我国国有银行也承担了相当部分的改革开放成本，1998年我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正式实施，大量国有企业兼并、重组、退出，也间接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至罕见高位。2002年末，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余额79510亿元，而不良贷款余额却高达20770.36亿元，是当年新增存款的1.61倍，不良贷款额占到国有银行贷款总额的26.1%，远高于国际上营运较好的大银行。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平均不良资产率仅为3.72%。
2003年我国实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随着现代银行制度的建立，以及我国银行体系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商业银行建立了基于信贷“三查”为基础相对较为完善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银行发展也处在历史罕见的宏观经济持续两位数增长的黄金期，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好转，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直至2011年第四季度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首次出现上升。
即使如此，目前我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仍处于全球银行低位，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摩根大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法国BPCE银行、桑坦德银行、富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均远远超过2%的水平，有的甚至达到了8%。
但考虑到未来我国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进程加快，有可能从多个方面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形成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后的银行体系信用风险管理架构，其有效性如何，在过去十多年基本上未经历现实经营环境变化的检验。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管理能力将真正面临宏观经济金融环境变化的压力测试。
传统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架构存在的不足
在从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的过程中，我国银行逐步建立了包含贷款“三查”、审贷分离及问责制度在内的信用风险管理架构。专业银行运行期间，信贷员在贷款发放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由此引发的“寻租”行为在基层银行相对较为普遍。
特别是信贷员贷前调查流于形式，审贷员又无法核实借款企业或项目实际情况，导致银行信贷经营总体粗放低效，信用风险不断累积。而贷后管理也多限于贷款合同档案的保管，基本没有也无法真正做到贷款风险的动态监测与预警。
随着现代银行经营制度引进，银行对信贷业务经营架构实施重大变革，主要是将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的职责进一步明确，将贷款审查权限与贷款调查相分离，排除了银行行长的贷款审批权，转而由信贷审批委员会集体决策。
银行信贷业务经营大体形成公司业务部门负责前台营销、授信审批部门负责中台贷款额度控制、贷款审批委员会负责贷款审批、信贷管理部负责贷后管理的经营模式。客观上，这一信用风险管理架构的优势较为明显，基本克服了过去信贷经营架构存在的弊端，真正实现了信贷业务经营前中后台的有效隔离，有助于降低银行业整体信用风险。
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贷款规模快速增长与客户管理能力提升有限的矛盾较为突出。
2003年至今，我国银行贷款规模增长了近10倍。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银行从事贷前调查的客户经理人数也出现明显增长，但贷款客户数量的急剧增长，却远远超过银行客户经理人数的增长速度。由此带来贷款客户管理能力实际上是在缓慢上升见顶后快速回落。贷前调查的形式要求大量占据客户经理的有效工作时间，深入现场调查企业和项目实际情况的时间缩短、频率下降。
之所以这些问题在过去没有充分暴露，并非银行贷款客户真实管理能力已经有效提升，只不过是银行经营处在持续增长的宏观景气周期。还有一个原因是，银行更加看重借款企业的抵押担保等第二还款来源，使得现场深入调查的必要性显得并不那么充分。
此外，审贷分离后，客户经理因贷款坏账被追责的可能性和程度较以往出现下降；而审批由审贷委员会集体决策，集体问责实际上也是无人真正被问责。
二是借款企业经营形态复杂与银行客户监测手段单一有限的矛盾较为突出。
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经营形态均呈现出复杂化态势。大型企业多元化经营，投资渠道丰富，资金多方向流动，交易对手庞杂。小型企业虽然主业单一，但企业主自主投资范围较宽，且自有资金与企业资金混用，个人投资风险往往转化为企业经营风险，企业经营风险也向个人财务风险传导。相对于企业经营形态的复杂化趋势，银行客户监测手段总体有限。虽然各银行建立了贷款风险管理体制，但贷后风险管理，主要依赖于前台客户经理将借款企业财务数据的录入，以及对媒体和网络借款企业突发风险的处置。
通常来说，财务数据存在滞后性，很多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真实性存疑，客观上使得银行对借款企业风险的监测明显滞后，基本上无法做到实时预警。而网络或媒体上的借款企业突发风险，实际上是企业经营风险的充分暴露，银行“亡羊补牢”式的风险处置，并未真正达到实时监测贷款风险的初衷。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多数银行对大型企业的贷款风险监测流于形式。
三是借款企业信息高度统一与银行信贷前中后信息传递割裂的矛盾较为突出。
借款企业信息覆盖从贷前调查到贷款到期收回的全过程，具备高度统一性。但银行信贷经营前中后台的划分，使得企业信息的传递被人为割裂。对借款企业的授信，是基于客户经理贷前调查的信息；而在贷款审批时借款企业信息已经发生动态变化，但授信并未实时调整；在贷后到贷款到期这段时间内，贷后风险监测信息往往无法及时传递给授信部门，对前台贷款营销的支撑与指导作用存在断裂。如此，银行贷款经营重授信轻贷后、重营销轻风险、重审批轻持续管理的问题较为突出，很难全面把控借款企业的经营风险。
四是借款企业经营风险动态变化和银行贷后风险监测理念落后的矛盾较为突出。
借款企业经营面临内外部冲击，经营风险动态变化。基于贷前调查信息对借款企业经营风险的综合判断，客观上需要随着时间进行不断校正。虽然各银行也建立了信贷管理部门，但与真正的贷后风险监测相去甚远，所谓信贷管理大多涉及贷后检查、突发风险应对、不良贷款处置、信贷政策指导等方面，真正需要对借款企业信用风险、行业投向风险监测的功能没有，或无法发挥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归结于银行贷后风险管理理念的落后，贷后管理仅具备形式要求，却无实质功能。
五是贷款需要全过程管理与银行贷后介入处置功能基本缺失矛盾较为突出。
贷款从发放到收回或处置，需要进行贷款生命周期管理。在贷款生命周期的任何时点，一旦发现威胁到贷款到期偿还的重大风险隐患，就需要银行及时介入或处置，以维护银行信贷资金安全。但银行因为贷后风险监测功能缺失，或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无法及时对贷款生命周期进行干预，进而造成风险累积爆发，影响到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即使银行贷后管理部门依据自身经验和技术前瞻性监测到企业经营风险，但企业表面经营仍属正常，要求抽贷、退出将遇到前台极大阻力。正因为有此顾虑，银行贷后管理往往会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状况。当前我国煤炭、钢铁等资源型、产能过剩行业贷款大面积劣变，恐怕与银行贷后介入处置功能基本缺失存在很大的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