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银行三季报的披露大幕已落下，记者在剖析财报数据变化后发现一个重要信号:银行的“赚钱”方式正在悄然转变——部分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已经超过贷款，正成为银行资产规模扩张和利息收入的重要来源。
对于背后的原因，接受上证报采访的专家指出，那是因为在资金利率下行的情况下，类信贷资产受利率的影响，要比信贷、债券等标准化资产小，因此综合收益率相对更高。
这种转变，是银行为满足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而产生的创新方式，折射出银行的经营模式正从“存款立行”向“资产驱动负债”转变。
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激增
于银行而言，所谓的“应收款项类投资”，包括债券、资金信托计划及资产管理计划、购买他行理财产品等。
从上市银行三季报中可以看出，在资产端，部分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已经超过贷款。其中，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分别都超过1万亿元，占各自总资产比例的四分之一以上。
相较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增长更为迅猛。比如，民生银行今年三季度末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为10788.7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39.09%；华夏银行今年三季度末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为2053.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65.08%。
城商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增幅紧随其后。比如，北京银行今年三季度末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为1836.74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4.54%；江苏银行今年三季度末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为1898.9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6.35%。
“随着监管和市场环境的变化，应收款项投资逐渐成为商业银行的经营重点。2016年中信银行继续扩大应收款项业务的安排，将重点支持风险可控且收益率相对较高的票据资管业务。”中信银行人士表示。
相较之下，五大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增长并不大。“国有大行受政策影响，以贷款为主。而股份制银行因为体制机制相对灵活，更加倾向于收益率更高的类信贷资产。同时，银行基于对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的需要，虽然债券收益率下降，仍然会进行一定的债券配置。”恒丰银行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蔡浩对记者表示。
“存款立行”向“资产驱动负债”转变
记者从采访中获悉，应收款项类投资的兴起背后有多种原因，包括银行贷款额度限制、自身追求高收益资产、节约资本等需求上升。而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即由“存款立行”向“资产驱动负债”转变。
“利率市场化下，利差不断收窄，为稳定息差，商业银行必须持续获得风险可控的高收益资产。同时，为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需要提高资产获取能力，以资产为锚驱动负债、中间业务的发展，提高综合金融的服务能力。”一位股份制银行行长直言。
在此背景下，应收款项类投资应运而生。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应收款项类投资项目一般包含证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金信托计划、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流动性弱的企业债券。例如，中信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的基础资产主要为转贴现票据、企业贷款、同业存单及其他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另有一些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主要投向与政府相关的项目。
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应收款项类投资”资产的收益足够高、风险可控，总能以一定的价格吸引到同业资金，这为银行“资产驱动”的策略转型提供了有效支撑。
中信银行曾在其年报中如是明示应收款项类投资对商业银行的好处:一是客户融资需求多样化，银行通过资管计划可以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成本相对能接受的融资产品；二是应收款项投资项目资产的综合收益率，高于所有对公资产的平均收益率。
不过，对于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的大幅增长，市场人士也有担忧:同业资金流转会否流不进实体?“这并不用担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对记者表示，事实上，应收款项类投资主要是作为贷款的补充，尽管通过了资管通道等同业机构，但是最终还是流向了实体经济，不过对于底层资产的穿透、识别相应风险等仍是监管应关注的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的增长仍有“天花板”。受访专家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应收款项类投资”已被纳入“广义信贷”，而“广义信贷”的增速要与M2的增速相挂钩，偏离度不能超过22%，这一考核结果将与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利率的激励约束措施相挂钩。“应收款项类投资蓬勃生长到一定规模后，银行仍将面临成本与收益的抉择。(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