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行合理合并重组 打造良好金融“生态”

一、 背景

近年来,金融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再加之外资银行不断进入,使得国内的巨型规模的银行越来越多,中小农商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农商行合并重组步伐加快,近3月内就出现了8家农商行的合并。例如:铜山农商行、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合并重组为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尽管中小农商行的合并重组问题是个老生常谈问题。从理论上来分析,中小农商行进行合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了银行的成本,这无疑是好的。但注意到中国企业发展迅速,中小农商行合并重组较为缓慢,难以有效匹配企业发展的规模,导致如今中小农商行竞争激烈,带来较高的成本,故更需要加速合并重组进程。从金融“生态”安全角度来讲,合并重组会导致中小农商行数量的减少,使得当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严重,也有可能给总体的金融生态带来一定的风险。

微观层面上来看,农商行面对着资本不足、资产质量不佳、业务单一且结构不合理、自身管理能力和经营实力有限的内部问题,又需要面对特殊的客户群体、金融证券化、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的等外部冲击。正如《中国上市银行分析报告2020》所示,近年来中小银行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混乱、通过他人违规代持股权、逃避监管审查、大股东违规干涉银行业务经营、内部人控制等方面。以包商银行为例,其资金被大股东违规占用,导致信用风险和资产质量压力持续增加,进而侵蚀利润,再加之银行难以进行内源性资本补充;其外源性资本补充因其规模较小,难度较大。资本充足率低于监管红线,继而从各方面影响到其经营,最终导致破产。而问题与挑战也驱动着农商行合并重组,以补充资本、防范风险、完善治理,推动改革、谋求出路。

另外,我们需要关注银行的“生态”环境。一个良好的银行系统,应该是大中小银行各司其职,各银行均有其存在的意义。需要进行“差异化竞争”,同时将银行的规模与企业的规模、风险进行匹配。能够有效削弱经济周期波动对于银行和企业所带来的波动影响,发挥各自“差异性”和错位迟滞来减弱风险。例如,浙江台州椒江农商行通过全力服务实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积极推进“百行进万企”、“掌上办贷”等工作,推出“青农贷”、“康居贷”、“乡贤贷”等产品,并助力政银合作全面升级,快速推进“政银联通”项目,从而实现融资畅通,有效配置资金,充分发挥了其“差异性”。

二、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方向

目前中小银行合并重组的方向有两类:第一类是弱弱结合,区域几家整体经营状况不太好的中小银行,在地方政府的牵头之下通过合并重组形成实力更强的区域性银行,通过在资源禀赋等层面形成合力,增强竞争力。例如:淮海农商行、彭城农商行、铜山农商行合并重组为徐州农村商行,通过合并重组来就解决自身经营状况问题。

第二类是强弱结合,盈利能力强、发展较好的城商行、农商行通过战略投资的形式,控股或参股省内资质稍弱的区域银行,以先进带动相对落后的。在提升被参股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自身业务扩展。例如:徐州市国盛控股、无锡农商行分别认购徐州农商行13.76%、10.95%的股份,通过参股来实现强弱结合、战略投资的目的。

三、 问题分析

银行伴随着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规模效应随之不断增加。但是过于庞大的银行缺乏灵活性,其面临着技术衔接和管理困难以及管理成本的增加,或将导致整体机制的脆弱和无序。

再者庞大的银行难以与小企业对接,整个银行体系中需要小银行与小企业进行对接,而不是产生一种“大而不倒”的观念,将整体的风险转嫁给社会。从经济效率上来看,要对于某些经营状况不良的银行应当进行破产处理。而不是一味地通过财政进行救援,使得负责人逍遥法外;并且通过财政进行援助是一种对于纳税人的不公平,使得经营者逃避了处罚。如包商银行的问题最后大部分由内蒙古地区的财政厅、有限责任公司以来进行承接,实际上最后仍是转嫁给纳税人。

并且过于庞大的银行一旦面临风险,其会受到内部滋生问题的影响。如官僚主义、服务人员服务态度差、创新能力差、远离市场需求,大银行创新动力不足等等。也要避免因规模庞大,远离市场需求,甚至会造成垄断,对金融“生态”的冲击将是巨大的。正如同四大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变为商业银行之前,实际上是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专业银行,其地位相当于是垄断的,随后转变为商业银行且功能同质化之后,尽管在初期竞争带来的成本大幅上升,但经过了长期发展,这种竞争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创新,使得银行成为国有企业体系中最充分竞争的行业。

接下来我们分析外部因素对于中小银行合并的推动作用,主要是疫情冲击;以及中小银行合并的内部动力。

1.外部冲击

疫情对信贷需求产生阶段性、局部性的冲击。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现阶段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占GDP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以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为主。这些企业大量集中在零售、餐饮、交通、娱乐、旅游、酒店等行业,受到疫情影响和信贷需求减少的影响最为明显,未来发生债务违约的风险也最大。

疫情使得中间业务扩展受阻。疫情的蔓延使得消费场景受到限制,为疫情防控做出的减免手续费可能会使占总收入比重约为20%的中间收入增长放缓。银行卡、理财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资金托管这几类业务受疫情的影响最为明显。

中小银行净息差收窄,盈利能力承压。在政策的支持下,四大国有银行普惠金融业务沉底,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持续降低;但对中小农商行造成了极大的业务挤压,导致其贷款利率易降难升,而负债端成本刚性难降。“一降一稳”使银行净息差进一步收窄,加之收入放缓及不良资产上升等,使中小银行盈利能力下降,处于经营困境之中,随后有可能对金融“生态”系统造成威胁,有可能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带来系统性风险。

地方支持力度不强。农商行区域性特征明显,受当地经济环境影响大。而由于实行“省管县”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在财政性存款存入、不良贷款协助化解、普惠客群数据开放等方面,对当地农商行进行支持力度仍有待加大。

疫情影响外部信贷需求,同时对于中间业务扩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小银行营收能力减弱,为了寻求利益以及增强其营收能力,合并重组是重要手段。加上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使得中小银行盈利能力受到了限制;并且地方支持力度不强,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小银行进行合并重组。

2.内部原因

此类农商银行自身基础较为薄弱。虽然在改制时,某些关键性指标暂时满足了监管要求,但仍然会积淀下不少隐性不良贷款。并且改制后容易出现定位错位、后续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此时需要注意打造良好的银行“生态”,尽管合并重组可以使得中小银行实现更强的规模经济,从而达到节约成本,增加利润的目的,但我们需要打造一个良好的银行“生态”,使得中小银行也更有效率、更能抵御风险,以满足地方发展以及企业规模由弱到强的需要;也要使得中小银行在整个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与企业规模相匹配,从而减少银行在面临经济周期下行时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我们经济体中,如今中小银行的数量不少,因而需要通过合理的合并重组,提升其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各中小银行整体健康发展。

农商银行的服务群体“空心化”。传统中小农商银行的服务群体主要是“三农”,但在当今城镇化趋势下,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工作,农村空心化加上属地化经营模式,导致农商银行的服务群体减少,同时导致其服务群体老龄化现象严重。因而需要通过合并重组来增加银行规模,进而拓宽服务群体。

农商行管理模式受到钳制。其业务基本还是集中在传统的存贷业务领域,仍然主要通过存贷利差来获取收益。并且由于其信用卡业务没有资质开展,同时在财富管理方面,因人才、产品等一系列原因难以推动,而小微贷款也因为人力成本、专业技术、客户数量和质量等原因效益差。在经营管理方面,农商行中传统的部门制管理居多,并且受到农信社文化影响,仍未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机制。受到中小企业单独进行管理模式革新成本较为高昂,因而需要通过合并重组,进行管理模式革新。

科技短板突出。在其他银行正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农商行却受资本、人才、科技等资源限制,运营模式分散、人工化程度较高。其营销以实地拜访、网点地推等方式为主,而远程办公、在线营销、智能运营等数字化运营和服务能力弱,难以满足疫情期间“非接触式”金融服务需求。而合并重组可以通过整合多个中小银行,以达到降低成本,从而降低数字化运营的成本。科技方面的抱团在农商行中已是常态,由于县域及非省会城市极难招聘到足够的科技人才,所以基本依赖省联社的技术支持。监管对此也抱以鼓励支持的态度,比如2012年江苏省银监局协调组织了苏南地区的张家港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太仓农商行、昊江农商行、昆山农商行、无锡农商行、江阴农商行和江南农商行在内的八家农商行联合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解决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量不足、成本投入大及人才匮乏等问题,

四、对策建议

农商行的合并需要坚定基本策略。针对于农商行合并,我们不能丢掉基本策略,需要坚定其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基本定位不动摇,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和优势,以提高金融供给的能力和质量,巩固农村市场份额,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和“三农”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严格限制盲目的报团现象。为了防止农商行简单化地“并大堆”,试图通过好的农商行来解决差的农商行的风险现象的发生,从而破坏金融结构体系的完整性,使得立足本土、小而精的农信社受到打击,需要对合并的农商行进行严格审核。既要促进银行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避免某些设施重复建设,又要避免中小银行的恶性竞争,提高银行的议价能力。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倡导“科技兴行”。农商行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于学习模仿阶段,需要打造自己的“蓝海战略”。根据自身的经营战略和营销方针,准确把握市场,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金融主力军的优势,成为各行各业的金融纽带,才能得到各部门以及城乡人民的信任支持。

加快人才培养与建设,提倡“人才兴行”。农商行的发展需要新时代的人才,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招才引智政策,吸收高学历人才到农商行就业发展,继而建设一只规模大素质精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并且需要发挥高素质人才的“鲇鱼效应”,激发老员工的学习能力,全面提高农商行的整体素质。

五、结语

尽管如今农商行合并已经成为常态,但我们仍然要辩证地看待这一举措,明白它为中小农商行带来的各种优势,也要看到其背后所暗藏的隐患。首先,农商行的合并是利大于弊,合并能够很好化解潜在风险,使得规模较小的农商行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能够发展下去;也能够打破之前落后的盈利模式,完善其内部形式、提高人才培育及素质;并且合并扩大了资产规模,拓宽业务范围,提高了竞争力。

再加之,最近政策方面倾向中小银行,为中小银行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再贷款政策、定向降准政策等,也包括银保监会将对中小银行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均有利于中小银行加速“抱团”。但同时也应该注意,不应盲目抱团,防范破坏金融结构体系完整性的重组的发生。

其次,要避免合并后的农商行脱离农村金融支持的初心,政策方面要给予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促使农商行坚守定位,利用合并后的优势更好地服务县域、支农支小。

(本文作者景乃权,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贺嘉豪,张洵,浙江大学金融系研究生;杨诗承,杨子豪,赵若孜,浙江大学本科学生)


编辑:胡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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