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志元 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审计局上海分局，中国农业银行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小组专家委员
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基于开放市场环境下信用风险的传导效应、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对行业的系统性影响、以及扩张期大规模投资等隐性风险的显性化，大客户业务的信用风险将面临上升压力。
近年来，随着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跌宕起伏、产行业政策的不断调整，产能过剩问题凸显，加之部分大客户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经营效益下滑，以往其内部存在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以及潜藏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渐渐暴露，部分大客户企业所在行业已频发信贷风险，个别集团客户的下属子公司贷款也出现不良情况。前段时间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中钢集团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客户的重大信用风险事件已经见诸媒体，形成巨额不良信贷资产，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压力。因此，为主动适应新常态经济环境下经济运行态势，促进大客户业务持续稳健发展，对公大客户信用风险的管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客户业务风险防控压力增大
银行对公大客户是指那些占银行客户总体数量不高，但综合回报占银行业绩大部分或具有较大盈利潜力，且附加值、忠诚度较高，并认可银行的经营模式和产品，愿意和银行长期合作的客户。
通常意义的对公大客户，一般是根据国家统计口径、按照公司规模大小分行业划分而来的，具体为总行、省行、市行牵头营销的特大型与大型集团客户（包括其众多的下属关联企业），主要范围包括：一是国资委（中央、省级、市级）管理的国有大型区域优质集团企业、行业排头兵，二是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合作潜力巨大的知名跨国公司，三是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行业龙头民营企业。其中，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来看，国有大型优质企业都是主体。
随着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银行在中小企业板块的利润增长受限，加之国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行业兼并重组，中小企业政策性风险加剧。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大型集团企业的优势逐步显现，目前仍是银行利润增长的稳定来源。根据著名的马特莱“二八法则”，即商业银行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客户，作为这20%客户的大企业客户，其对于银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虽然大型企业在经济下行周期相比于中小企业更能体现出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但基于开放市场环境下信用风险的传导效应、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对行业的系统性影响、以及扩张期大规模投资等隐性风险的显性化，大客户业务的信用风险将面临上升压力。尤其是本轮经济下行中受冲击最大的出口导向型商贸企业、传统制造业、“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等行业，信用风险防控压力增大。大客户普遍实行多元化投资，集团内部不同行业的企业通过关联交易、关联担保，易形成风险传导，个别企业的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可能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触发集团客户的整体信用风险程度上升，而且，许多大客户尤其是央企、省管企业较多采取信用方式，一旦用信形成风险暴露，资产处置的难度较大。当前大客户资产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有以下几方面：
行业风险。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不断增加，总体形势是好的。但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经济金融形势，部分企业集团超管控能力的跨行业投资，信用扩张过快，多元化经营较为普遍。由于缺乏对市场的准确判断，加之国有企业包袱重、市场竞争能力弱，乃至少数高官人员涉腐，部分企业出现经营困难，形成风险和亏损。
财务风险。部分大客户出现资产负债率不断升高、自有资金积累能力不足、经营性现金流持续紧张的情况。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某省分行大客户条线信贷企业连续三年资产负债率大于80%的客户共42户、占比37.63%，贷款余额355.58亿元、占比38.30%；连续三年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客户共23户、占比28.55%，贷款余额81.55亿元、占比24.48%。
大客户财务风险有所上升，其成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筹资方面，部分企业资金结构不合理，财务杠杆程度过高，偿付能力不足，或有负债较高；二是投资方面，部分企业投资决策随意性大，决策失误、盲目投资导致企业产生巨额投资损失，金融衍生工具使用不合理；三是资金营运方面，各项成本持续升高，存货流动性差，应收款项过大。
重组风险。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随着改革措施的逐步落实，从2015年开始将会推动国企角色转换和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推出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国退民进”机制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此轮改革主要解决国有资产配置和资产回报率两方面问题，拟重组企业由于不确定因素较多，时常发生预期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其风险包括政策风险、融资风险、运作风险和收购风险等。重组期间，相关企业的信用风险往往发生根本性变化，需要高度关注。
改进大客户信用风险管控的措施
第一，密切关注宏观政策变化，做优国企金融服务。一是把握国企改革脉络，做优国企金融服务。密切关注政策变化，把握企业兼并重组、财务顾问等业务机遇，重点支持符合信贷行业政策的重点客户和重大项目，提高市场份额。积极探索适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特点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大与国企金融板块的合作力度。二是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明确重点目标客户群体，重点拓展石油能源、重大资源、境外产业园等项目；拓宽服务领域，重点支持项目贷款需求，为其提供出口信贷、投标履约、内保外贷、贸易融资、投资并购等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不断创新产品，树立境内外联动大金融理念，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机会。三是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多元化改革和混合所有制转化过程中的信贷风险，关注下一步改革相关政策、路径、时间表对信贷资产的影响，防止和避免出现风险和问题。一方面，在信用业务办理之始，充分合理运用法律手段，做好预防工作；另一方面，及时掌握企业注册资本、股权关系及持股比例变化，重点监控企业清理处置低效无效资产的行为，严格控制有效资产转让，全程参与客户重组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第二，高度重视行业风险，加强产能过剩和亏损行业贷款管理。一是控制化工（含煤化工）、电解铝、造船、钢铁等“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总量，严格执行行业限额管理；对于短期内无好转迹象的存量客户适当压降用信规模或择机退出。二是做好客户分类名单制管理工作。将全部法人客户划分为支持、维持、压缩、退出四个类别，按流程做好客户分类工作，并且下一年度授信前进行复核，重新认定客户分类，并将分类结果与授信政策、产品政策、定价政策有效对接。通过行业分类，执行差异化的信贷政策，准确识别行业中潜伏的各种风险，在最大限度规避风险的同时，实现盈利最大化。
第三，严格执行准入标准，合理设计授信方案。一是利用评级、客户分类、贷款风险分类等信贷工具，准确测评客户等级及业务风险级别，从严控制客户准入；严禁对不符合标准的客户使用行业重点客户、核心客户等优惠政策；综合考虑客户行业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信水平、未来现金流量、股东背景，以及授信期限内使用额度的可能性等因素，合理确定客户授信额度，避免出现过度授信。二是合理确定用信品种。根据各信贷品种的风险特点，结合客户的实际用信需求、经营特点、财务状况以及与银行合作情况，在授信额度内合理分配用信品种，减少采用信用额度混用的授信方案。流动资金贷款主要用于行业重点客户、核心客户的融资需求；其他客户鼓励以风险可控且具有自偿性的贸易融资品种替代。三是合理确定担保方式。严格执行信用方式用信的标准，从严调查分行权限内突破政策办理信用方式用信的授信方案，对于集团下属低层级客户、从事非主营业务客户、“两高一剩”客户、连续三年财务数据不佳客户，要努力提高增信措施，对于符合中小企业及以下标准客户须按相应要求提供担保措施。四是强化资本约束。提高谈判议价能力，严格控制经济资本回报不达标、经济增加值为负的业务。
第四，加强客户整体用信管理，深化公司业务投行化。一是进一步深化公司业务投行化转型，加强行司联动、系统联动，有效整合系统资源，为客户打通多样化融资渠道，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根据客户特点和市场情况，合理安排贷款、理财融资、发债、融资租赁、银团贷款、信托等多种融资模式，从源头占据金融服务价值链的主导地位。二是摸准政策脉搏，防范政策风险。严格执行监管要求和银行相关制度规定，加强对表外金融创新的风险识别和控制，坚持审慎经营，严防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认真分析经济环境、政策环境、监管环境的变化，积极开展投行及创新业务相关政策法规的研究，推敲政策法规制定的背景、意图和目标，确保投行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合规开展。
第五，动态监测企业经营数据，强化基础管理。一是加强对行业风险的分析预判，切实提高授信申报材料质量。对于处于下降阶段或发展前景受限制的企业，即使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也要给予充分关注。在贷后检查中严格落实“绿色金融”要求，对环保、节能减排、安全生产等方面出现重大违规的客户及项目，及时预警和采取相应措施化解风险。二是加强客户财务状况的动态监测。要密切关注客户的财务状况和关联交易情况，关注异动科目，监测可能涉及关联交易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固定资产投资、长期股权投资、所有者权益、现金流量和或有负债等科目和事项，通过贷前所签订的约束性条款化解风险。三是逐步完善信息共享机制。要不断强化贷后管理规范操作，注意动态监测过程中充分收集证明材料，及时形成报告，录入信贷管理系统，确保贷后管理资料档案完整，提高营销和贷后管理信息传递的规范性和时效性，实现动态的客户信息共享。四是着力提高客户经理用信风险防范能力。通过在岗自学和定期培训等方式，丰富和更新客户经理的政策、行业、产品、财务、税务和法律知识，不断提高客户经理团队的综合素质。鼓励通过客户经理经常性地参与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的全过程，使其在履行职责中，能够进得去、出得来，看得懂、弄得明，及时、准确地发现问题，有效、快捷地解决问题。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