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行透明度起底:信披量较海外同业差26倍（2）

　薪酬披露仅为美国1992年水平

就2011年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而言，“高薪区”仍是美欧国家，中国银行家们的收入望尘莫及。而在中国内地，股份制银行、沿海地区商业银行高管的薪酬水平，也明显高于大型国有银行。

2011年度，全球银行业的“高薪之王”非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Jamie　Dimon)莫属。根据2012年4月公布的年报显示，戴蒙2011年包括薪资、奖金和股票期权在内的总报酬为2300万美元，与其2010年的薪酬总额相同。美国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尼汉2011年获得了810万美元的总薪酬，比其2010年的190万美元报酬涨了好几倍。美国第三大银行花旗银行CEO潘伟迪的薪酬数额则是1490万美元，其中包括167万美元基本薪资和533万美元现金奖金。

而在英国，汇丰银行CEO欧智华是2011年度薪酬最高的银行家，其包括长期奖金在内的总收入为1330万英镑（约合2100万美元）。汇丰的竞争对手巴克莱银行，2011年支付给时任CEO的鲍勃·戴蒙德的总薪酬为1250万英镑。

香港商报金融研究中心查阅的公开数据发现，2011年度，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工商银行向其董事长姜建清支付的年薪为111.7万元，行长杨凯生的年薪为102.8万元。和工行差不多，中行、建行、农行、交行的董事长及行长的收入在95万至106万区间。2011年国有五大行董事长的平均薪酬为107万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长的平均薪酬是385万元，两者相差3.6倍；五大行行长平均薪酬为100万，股份制商业银行为452万，两者相差4.5倍。其中，深发展银行行长理查德·杰克逊以869万元的年薪“夺魁”，招商银行马蔚华年薪为535万元，民生银行董文标516万元。

2011年度，内地部分城商行管理层的薪酬已向以高薪著称的股份制银行看齐。已上市城商行中，宁波银行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2011年薪酬均超过188万元，两名副行长则超过160万元；而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行长严晓燕年薪则达269万元，该行董秘、首席财务官、多名副行长去年薪酬超过270万元，其中副行长赵瑞安的薪酬更是高达389万元；南京银行行长夏平年薪则为203万元。

不过，在薪酬披露规则方面，中国与美欧国家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从披露内容上看，美国高管的所有当期薪酬项目都应予以披露，除基本工资及奖金外，基于非权益方案的激励薪酬、股票、期权、企业年金固定收益价值、递延薪酬在当期的收益、以及“所有其他薪酬”都应予以披露。对“所有其他薪酬”的内容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连俱乐部会员资格、提供理财顾问、享用专用交通工具以及定期体检和免费旅游等项目也涵盖在内。

在中国，披露的是薪酬总额，包含的项目有：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费和各项保险费、公积金、年金以及其他。但对薪酬总额中的分项目还缺乏明确的定义，分项目的数额不需详细披露；同时，对股权激励有相关的披露规定，但没有要求披露基于股权的综合价值。

香港商报金融研究中心认为，如果按照时间轴进行比较，中国的披露水平至多达到美国1992年规则的水平。美国1978年规则就要求披露在职消费的额外补贴，中国规则迄今没有要求；美国2006年规则开始使用的分析工具已经较为先进，而中国规则中没有可用的披露工具，只需对披露内容做出列举；中国规则要求披露薪酬决定程序、薪酬决定依据、股权激励的方案草稿，勉强与美国2006年规则中的一些要求对应，但由于相关规定不够细致，缺乏操作指南，很难使披露有实质上的意义。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曾指出，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究竟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外人无从知晓，具体要透明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监管部门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司董事会的约束。此外，在部分银行薪酬管理委员会中，执行董事、副行长还同时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令薪酬制定的独立性受质疑。